2000-2016年工业增长率（单位：%）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6》和《2016年国民经济实现"十三五"良好开局》整理。

　　1978-2015年服务业占比（单位：%）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6》

　　全球化新路径（4）

　　2000-2015年中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及差距

　　年份 城镇居民消费（元） 农村居民消费（元） 农村居民/城镇居民（%）

　　2000 6999 1917 27.39

　　2001 7324 2032 27.75

　　2002 7745 2157 27.84

　　2003 8104 2292 28.28

　　2004 8880 2521 28.40

　　2005 9832 2784 28.31

　　2006 10739 3066 28.55

　　2007 12480 3538 28.35

　　2008 14061 4065 28.91

　　2009 15127 4402 29.10

　　2010 17104 4941 28.89

　　2011 19912 6187 31.07

　　2012 21861 6964 31.85

　　2013 23609 7773 32.93

　　2014 25424 8711 34.26

　　2015 27088 9630 35.55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6》

　　我国是发展中大国，也是正在转型的大国，经济转型处在重要的历史阶段。加快经济转型、释放经济转型的巨大潜力，将为我国未来十年实现6%左右的经济增长提供重要支撑。经济转型不仅对实现自身可持续增长具有决定性影响，也对我国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具有决定性影响。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课题组

　　经济增长依赖经济转型

　　2010年到2016年，我国经济增速依次为10.4%、9.3%、7.7%、7.7%、7.4%、6.9%、6.7%，经历了连续7年的下降。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持续时间最久、幅度最大的一轮经济增速下行。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国如何稳定经济并实现可持续增长，已成为国际国内普遍关注的焦点。总的判断是：我国进入工业化后期、经济结构正面临大规模转型，尽管当前经济增速下降有周期性因素，但决定性因素是经济转型。

　　1．产业层面的增长是转型问题

　　（1）工业增长是转型问题。2010年以来，我国工业部门增速持续下降。工业增速下降并非所有工业同时下降，而是传统产业增速快速下降与高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的快速增长并存，“创造性破坏”的特点突出。2016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0%，而战略性新兴产业同比增长10.8%，其增速比规模以上工业增速高4.8个百分点。未来3-5年，工业增长取决于传统产业去产能，更取决于传统工业整体的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规模扩张。

　　（2）服务业增长是转型问题。在三次产业结构中，服务业增长速度远快于GDP增长速度，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但由于服务业整体水平不高，旅游、教育、医疗、文化等服务需求外流的矛盾比较突出，服务需求未能充分释放。强化“第一引擎”作用，关键是传统服务业要通过转型来提升国际化的服务供给能力。

　　（3）农业增长是转型问题。在现代化进程中，农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下降是各国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问题在于，农业发展应当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2015年，我国农业人口占社会总人口近一半左右，大约为6亿人，而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仅为9.0%。相比美国，3亿人口中从事农业的不到300万人，不足人口总量的1%，却生产了可以供养10亿人的粮食。

　　2．企业层面的增长是转型问题

　　（1）新科技革命加剧企业优胜劣汰。转型快的企业“赢者通吃”，转型慢的企业则陷入困境。以手机企业为例，2016年第三季度全球智能手机行业营业总利润为94亿美元，苹果一家就拿下了其中的85亿美元，份额为91%。原来许多知名的手机生产厂商则由于转型慢而导致利润快速下滑。

　　（2）企业快速转型才能赢得未来。2015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63554亿元，比上年下降2.3%，这是同比增速多年来首次下降。2016年出现的民间投资大幅下滑，与某些企业转型过于迟缓直接相关。

　　（3）国有企业转型滞后矛盾尤为突出。在产能过剩条件下，国有企业去产能相当重要。但同时应当看到，如果国有企业没有转型升级，就难以找到未来的发展出路。2016年，国有企业利润总额为23157.8亿元，同比增长1.7%，其中中央企业15259.1亿元，同比下降4.7%。

　　3．区域层面的增长是转型问题

　　（1）经济转型成为区域经济竞争的决定性因素。改革开放38年来，区域经济发展的格局正在重新洗牌。传统产业比重过高，转型慢的地区在新一轮经济竞争中落伍，新兴产业比重增长较快、转型较快的地区在新一轮经济竞争中脱颖而出。

　　（2）一些地区经济增速快速下行，主要矛盾是经济转型迟缓。以东北为例，2016年，辽宁、黑龙江、吉林三省的GDP增速分别仅为-2.5%、6.1%和6.9%，增速在全国31个省市排名分别为31位、29位、25位。主要问题是占比较高的传统工业不能适应新形势而快速下降。

　　（3）一些地区经济持续领跑全国，主要得益于经济快速转型。以重庆为例，2016年，重庆市GDP增速继续领跑全国，达到10.7%，连续15年维持两位数增长，这与取得了经济转型主动权直接相关。重庆过剩产业收入占工业产业总收入的比重仅为10%左右，而作为新兴产业的汽车、电子、金融占比则比较高。

　　经济转型释放巨大增长潜力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的新结构、新动力(310328,基金吧)、新趋势正在形成，经济转型升级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与市场空间，并由此构成经济基本面中长期向好的重要基础。从实际情况看，我国的“稳增长”，主要不是在现有的旧结构下寻找“稳增长”的药方，而要在经济转型新趋势、新结构下寻找“新增长”的源泉。

　　1．产业结构升级释放巨大增长潜力

　　（1）产业结构正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型。进入工业化后期，研发、设计、销售、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和健康、文化、养老、旅游等生活性服务业快速发展，服务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预计到2020年，服务业占比有可能由2015年的50.2%提高到58%～60%，基本形成以服务业主导的产业结构。

　　（2）经济服务化推动中国制造转型升级。在生产性服务业的推动下，制造业将由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升级，进而向高附加值的产业链延伸，由此从根本上提升中国制造的全球竞争力。

　　（3）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作用全面提升。2016年，服务业占比达到51.6%。服务业税收占比达56.5%，服务业新增税收收入超过了全部新增税收收入，为全部税收收入的109.5%。如果服务业能够满足国内居民需求，服务业有望在未来几年以接近两位数的年均速度增长。

　　2．人口城镇化释放巨大增长潜力

　　（1）城镇化结构正由规模城镇化向人口城镇化转型。从国际经验看，中高收入阶段伴随人口城镇化快速发展。进入中高收入阶段的国家，人口城镇化率几乎都高于50%，发达国家人口城镇化一般都在80%以上。预计到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有可能由2016年的57.4%提高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有望由2016年的41.2%提高到50%左右，基本形成人口城镇化的新格局。

　　（2）人口城镇化释放巨大消费需求。我国经济转型和经济增长最大的优势和最大的回旋余地在于人口城镇化。2015年，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仅相当于城镇居民的35.55%，三个农村居民消费只相当于一个城镇居民消费。人口城镇化最重要的标志就是消费水平的趋同。如果人口城镇化速度能明显提高，并使进城的农民工达到享受城镇人口的公共服务和公共设施水平，其消费水平达到城镇居民的平均水平，将释放巨大的消费潜力。

　　（3）人口城镇化带来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按照中央政府部署，未来几年“促进一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改造约一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约一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的“三个一亿人”的规划将产生巨大的投资需求。一亿人的住房改建、一亿人落户和一亿人就近城镇化产生的新增住房需求，不仅能有序消化钢铁、水泥、建材等行业的过剩产能，而且能逐步消化房地产库存。

　　人口城镇化带来市政公共设施投资需求巨大。如果2020年城镇化率达到60%，则2012-2020年合计产生27.8万亿元的基建投资需求。如果按照地铁建设每公里的造价平均4～5亿元计算，2016-2020年，不考虑价格因素，至少有13736亿元的融资需求。

　　再以农村市场为例，加快城乡一体化，尤其是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将有效地释放农村大市场。2015年，城镇家庭每百户家用汽车为30辆，农村每百户家用汽车为13.3辆。如果农村家庭每百户拥有汽车达到全国平均水平（22.7辆），那么6亿农民（估算1.5亿家庭户）将带来1410万辆新增家用车需求，由此带来巨大的需求。

　　3．消费升级释放巨大的增长潜力

　　（1）消费结构正由物质型消费为主向服务型消费为主转型。2015年，我国人均GDP达到7925美元的中高收入阶段。在这个新阶段，一方面，旅游、健康、教育、信息、文化、养老等服务产品消费需求全面快速增长；另一方面，物质型消费开始融入更多的服务元素，没有服务内涵的单纯物质型消费越来越少。中改院课题组研究表明,目前城镇居民服务型消费比重约为40%，城镇居民服务型消费比重有望年均提高2个百分点，估计到2020年将达到45%左右，一些发达地区有可能达到60%以上。

　　（2）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新格局开始形成。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2011年的18.39万亿元增长到2016年的33.23万亿元。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013年的47%增长到2016年的64.6%，为工业去产能、房地产去库存背景下的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

　　以经济转型实现未来10年6%左右的速度增长

　　经济转型释放巨大的增长潜力，是支撑我国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条件。未来10年，我国经济发展仍处于战略机遇期，把握增长转型高度融合的阶段性特征，推动经济转型的实质性突破，我国就有条件实现未来5年6.5%左右的增长，并使未来10年经济增长维持在6%左右。

　　1．在投资出口下降时，消费升级成为稳定经济的重要支撑

　　（1）投资增速下降难以在短期内改善。2016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为596501亿元，同比名义增长8.1%，增速比前三季度回落0.1个百分点。在实体经济利润普遍下滑、落后产业逐步淘汰的条件下，投资增速下滑有可能持续相当一段时间。

　　（2）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与出口的不确定性。2016年，我国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为24.33亿元，比上年下降0.9%。其中，出口13.84亿元，下降2%。出口增长远低于GDP增速，意味着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变小。加上全球经济低迷和贸易保护壁垒增多，使得支撑出口持续反弹的基础并不牢固。

　　2．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稳定在65%左右

　　投资出口双下降的条件下，消费潜力释放对经济增长起到保底作用。2011-2016年，消费年均增速远远超过GDP增速。未来5～10年，随着趋优消费的新生代消费群体规模扩大、人口老龄化导致消费群体持续扩大，加上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健全等，预计消费将以10%左右的速度增长，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稳定在65%。在消费的支撑作用明显提升的情况下，我国有条件实现投资消费动态平衡，并从根本上扭转企业利润普遍下滑的局面。由此，将有助于投资复苏，为“L型”经济筑底提供有力支撑。

　　3．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提升

　　服务业发展潜力的释放，可以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由此抵消工业增速下降带来的GDP增速下降。以教育、医疗等服务需求增长为例。到2020年总体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至少将新增数10万亿元的投资。在服务业领域行政垄断和市场垄断逐步打破的条件下，未来5年服务业年均增长速度将接近10%左右，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预计到2020年有可能达到58%～60%左右。按照这个增速测算，每年将带动经济增长3.8～4.3个百分点，并由此形成未来5年6.5%左右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

　　4．按照年均6.0%～6.5%的增速，我国将于2022年达到高收入国家标准

　　截至2015年末，我国已相继有上海、北京、天津、江苏、浙江、内蒙古、福建、广东、辽宁和山东10个省区市的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其中，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五个省市人均GDP在12000美元以上，已经达到高收入标准。

　　无论是GDP年均增长6.0%，还是6.5%，我国都将于2022年达到高收入国家标准。按照年均6%的增长速度，我国人均GDP将于2022年达到12029美元；按照年均6.5%的增长速度，我国人均GDP 将于2022年达到12432美元。这将是我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标志。

　　以经济转型形成对外开放的独特优势

　　总的判断是：经济转型将释放出13亿人的巨大内需潜力，在这个前提下，我国更有条件实施内外需并重、更加注重内需的转型发展战略，从而形成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独特优势，使我国能够在引领经济全球化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1．13亿人的消费升级是“二次开放”的最大优势

　　如果说过去“一次开放”，我国的最大优势是廉价劳动力成本优势、制造业低成本优势的话，“二次开放”最大的优势是我国拥有一个全球大市场。一是我国可以依托这个大市场实现自身的经济转型；二是我国从生产大国走向消费大国，将使经济发展建立在本国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基础上，并有望成为引领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力量；三是走向消费大国，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巨大空间，是我国引领全球化进程最大的优势所在；四是如果“二次开放”能够充分发挥自身的内需优势，我国就能在应对贸易摩擦上把握主动权。

　　2.经济转型可以利用外需，但不能过度依赖外需

　　应当清醒地看到，“一次开放”进程中，所采取的出口导向模式，在今天的“二次开放”新形势下，已经无法重新复制。在全球经济复苏缓慢的条件下，外需市场的不确定性明显增大。再延续过去的出口导向模式，客观上将增大我国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并容易使我国经济增长受外部市场影响而大幅波动。未来5～10年，过度依赖外需，不仅不利于本国大市场优势的发挥，还会使我国经常处于贸易摩擦的漩涡当中。

　　3．内外需并重，更加注重内需，我国自由贸易战略才能引领经济全球化

　　在近年来针对我国的贸易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摩擦增多的新形势下，我国既需要据理力争、形成应诉措施，又需要立足长远、把握全局，在扩大内需上有所作为。这样，才能真正形成在引领经济全球化上的主动权。一是更加注重内需大市场潜力释放，可以给贸易争端的解决留下巨大回旋余地；二是用好内需大市场优势，我国就不惧怕任何国家的贸易战；三是13亿人内需大市场的开放，能够使更多国家在我国经济转型中受益，有利于体现大国责任，确立良好的国际形象，更大范围赢得制度性话语权。

　　以经济转型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当前离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只有4年时间。之所以说2017-2020年是我国经济转型的“最后窗口期”，主要在于经济转型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前提。抓住2020年这个时间节点实现经济发展的新旧动能转换，不仅能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将努力赢得一个10-20年的重要发展期。

　　1.经济转型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要的基础是经济转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仅仅是人均GDP的数量达标问题，还包括城乡居民实际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层面的进步，治理层面的进步等等。例如，全面小康不是一个居民没有能力、不敢消费的社会，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可以达到提高居民实际生活水平的目标。再比如，全面小康不能延续城乡二元分割的政策体制，人口城镇化主导的经济转型可以达到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目标。就是说，在现有的时间空间约束条件下，能否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转型升级的实际进程。

　　2．以经济转型带动社会转型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包括社会层面的转型。当前，我国社会转型也处于变革的临界点。经济转型与社会转型互动、融合，是我国经济社会进步的重要特征。经济转型将为社会转型创造有利条件，并有效推动社会转型。以经济转型创造更多中高收入就业岗位，是奠定橄榄形社会形成的重要基础。目前我国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左右，但中等收入群体占总人口比重大概在30%左右。从国际经验看，进入高收入阶段的国家，中等收入群体比例之所以超过50%，重要前提是50%以上的人口成为城镇居民、并大都在服务业领域就业。未来5-10年，如果能够顺利推进经济转型，我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有可能达到45%左右。

　　3.以经济转型倒逼治理转型

　　经济转型涉及市场治理、社会治理、政府治理的深刻变革，牵一发而动全身。产业变革触及到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深刻变革，以市场治理的完善为前提；人口城镇化变革触及到城乡关系的深刻变革，以社会治理的完善为前提；开放转型触及到深层次的监管变革，以政府治理的完善为前提。未来几年，以经济转型倒逼政府转型，重塑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关系，到2020年，初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